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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对于财富极度贬斥,将君子与小人彻底对立,言义者为君子,言利者为小人,对于财富极度蔑视,事实上绝大多数言义之君子,皆家财万贯、丰衣足食……孟子更为极端,甚至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对于钱帛甚为贬斥,认为有“仁义”
便可穿好衣、吃好饭。
当所有人都在贬低财富、提倡仁义道德,那些穷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继续穷下去,哪怕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作,却也吃不饱一顿饭,而富人则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财富,读书立说、继续那一套“穷得认命”
的歪理邪说……而这一切之根源,在于古代对于财富之认知。
古人对于“财富”
之概念,认为天下财富恒定,有人多取一分、则有人必然少取一分。
《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其义乃国家当让利于民,不可与民争利。
在生产力低下、财富流通几近于无的年代,有此认知可以理解。
但是当国家库府充盈、民间财富横流的大唐,依旧操持着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不是蠢、就是坏。
许敬宗素来自诩“言利之小人”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追求道德仁义没有错,但诓骗天下人仁义比利益更重要,那就不对了……孔颖达看了许敬宗一眼,道:“君子耻于言利,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处,而是要以此引领社会风气,如若君子言必称利,则天下人趋之若鹜,仁义道德何存?”
他口中之“君子”
,非单指道德君子,而是与孔子口中之“君子”
一样,是指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
“小人”
也非是“道德低下之人”
,而是接受统治的寻常百姓。
身在庙堂之上者,要引领风气,使天下人知晓“义重于利”
的道理,如果统治阶级宣扬利益为重,则势必再无人言仁义道德,一个只重利、不言义之社会,自然人心混乱、秩序动荡。
许敬宗虽从不自认儒家子弟,但儒学造诣却不低,可却不敢与孔颖达辩论,对方无论学术、地位、威望都远超于他,如何辩得赢?“我非在意义利之辨,只在乎以往那些错误的财富理论,要以事实告知天下人,财富是创造出来,当举国上下辛苦劳作,农业、商业等等任何方式都会创造财富,财富或会增多、或会减少,绝非恒定不变!”
现在很多官员已经逐渐意识到,当财富作为铜钱埋藏在地窖里,这些财富等于零,毫无意义,而当财富流通起来则会出现变量,甚至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增值,简而言之,当财富流通加剧,会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人开始谏言,国家的府库、皇家的内帑都不要囤积大量钱帛,而是要将其尽快花出去,无论通过何等方式,只要财富流通加剧,整个帝国都会因此受益。
这就是当下朝野上下之主流矛盾,非是“义利之辨”
,而是“财富恒定不变”
与“财富流通增值”
两个观点之间的对立。
或曰保守,或曰激进。
是两种思想之对撞。
孔颖达摇摇头,道:“如你所言,将天下财赋之状况调查整理、细究财富之真相或可行之,但不管真相如何都不必公之于众,有些事情即便是对的,却也不宜大肆宣扬。”
许敬宗对此倒是表示赞同:“国家制定政策需要究极根本,但对外宣传却不必如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让天下百姓知道怎么做就好,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何那样做。”
孔颖达瞅他一眼,懒得多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即便在儒家内部也有多种解释,许敬宗在此所言自然是最不好的那种解释,借以嘲讽儒家“愚民”
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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