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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南城和北部发展不同步,被称为“阴阳脸”
城市。
南城的概念,是指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这“前三门”
往南的区域。
据史料记载,南城早在元代就已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商业区。
明永乐年间,从南京迁来的商户达.7万之众。
到清代,南城已经形成一个“集商业、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
。
但随着清末国力衰微,战乱频仍,南城与整个北京城一并滑落。
民国时期的北平政府也曾有过重振计划,但198年建都南京,这个计划便成了一个肥皂泡。
195后,北京历经数次区划调整,崇文、宣武,丰台以及后来并入的大兴、房山,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南城地区。
公开数据显示,008年,原崇文、宣武两区的gdp不及东城和西城的15,丰台不及海淀和朝阳的140,南城人均gdp不到北城的一半,仅为北城的46%。
有人说南城处于“下风下水”
,自然条件和百姓居住心理,都有着天然的区位劣势。
也有人说南城的现状比较破碎,铁路、物流、车站、码头等不可移动本体多,整体规划难度大。
就投资规律而言,资本必然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资本越扎堆儿产生的效益越大。
因此,南城的开发要逆着这个规律走,其难度可想而知。
南城的人口结构复杂、产业层次低下,是其发展滞后的后天原因。
资料显示,南城的暂住人口超过总人口数40%,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的问题。
高中以上学历人口仅占18%,“低保”
和失业人口基数十分庞大。
南城实际上就是“没有户籍的人口的聚集区”
。
据说南城历史上也不是精英人群的聚集区。
史料记载,居住在南城的“土著人口”
,也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如手工业者、小商贩、店铺学徒,以及天桥“八大怪”
的街头艺人之类。
解放后,新中国的政府机关普遍搬进东城西城留下的前清王府。
比如北京市政府就选择了正义路东侧的肃王府,公安部就选择了正义路西侧的淳王府,教育部选择了西单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民政部最初则选择了西黄城根南街的礼王府,等等。
由于清朝皇帝早被民国推翻,世袭了十来代的王爷们早已风光不再,王府早已经易手归入军阀新贵名下,或者被列强劫掠,属于“公逆产”
房子。
“公”
就是公产,“逆”
则是逆产,即国民党政府官员、汉奸、特务等政治上属敌对分子的人的房产。
房子主人要么跑了,要么抓了,要么被镇压了。
王府较大,适合办公,其它公逆产房子面积较小,就都分配当了宿舍。
后来中央政府在三里河一带兴建了新的办公楼和住宅楼群,这在客观上仍然沿袭了官宦人家聚集在东城西城的旧例。
共处南城的崇文、宣武,曾流传一则笑话,说他们在旧城改建时,拆了一条街,只拆出一个科长,还是退休的。
因为在严重依赖政治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城市发展逻辑下,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中,包括十大建筑,北京饭店改造、建国饭店等现代商业设施等,南城早被选择性遗忘了,只是充当看客。
001年发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南城得到了四百余字的关注,将其发展的定位表述为“着眼于缩小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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