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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是带他课外实践,看不同的人间百态,有所悟就好。
“秦先生,孙先生,驷儿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喜欢卫鞅先生……”
等了很久,秦昭不想等来的是这样一句话。
“在驷儿看来,所谓的‘徙木立信’不过是一场伶人表演——给无知的黔首布局来‘立信’,本身就已经‘无信’了。”
“他甚至还用上了重金……十金对黔首而言已是重金,他们会犹豫,是因为徙木不值这个价;但加到五十金,简单的事和巨大的诱惑,没有人不会参与的。”
“秦先生,一切都是假的,如此以来,这还算是‘立信’吗?”
嬴驷的出发点让秦昭意外又不意外,除却年幼,他确实是个过分优秀的孩子,只是不爱表现出来。
“驷儿,你觉得卫鞅的‘立信’立的是什么‘信’?或许不是我们认为的道德上的‘信’,而是律法的‘威信’。”
所有的荒诞不合理,最终只有一个目的。
政府的政令,黔首不需要疑惑犹豫,照做实行就是。
秦·变法
卫鞅或许一直都在贯彻着双重标准。
为人时,他豪放不羁,依旧君子风骨;为政时,他缜密不疏,手段皆是成事的途径,无所谓好坏。
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可以为变法让步的。
只要能达成目的,仁义、道德、礼法……都不在他考虑的目标范围内。
嬴驷说的没错,卫鞅做的也没错,他们俩的区别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卫鞅不需要黔首信诚,只需要他们盲从政令;他也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他们听命即可。
嬴驷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人性的缺失:取消自我思考,去除理性判断,是理性让位权力的盲从。
政府政令,黔首不得有疑。
出于孩童心性,嬴驷的世界还是大片的纯真。
卫鞅意欲达成的目的,在他看来就格外刺眼。
虽然不太人道,但在战国讲人道本就是件过于天真的事。
物质基础和基层建设都没有到那一步,短时间内,卫鞅这一套确实非常高效。
或许这就是秦孝公能相中卫鞅的根本原因吧——以律法做根基,将国民都套进模板里,按部就班,将秦国这架机器彻底运作起来。
但卫鞅的做法又太理想化了。
农战方向没有问题,但灭绝人欲的农战就有些不切实际。
人毕竟不是机器,长此以往必将导致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疲惫,不可能按照设定的死板程序一直运转。
秦昭看着半懵半懂的嬴驷,发现他的身形和历史中的那个秦惠文王有那么些许重合。
就冲着这死活和卫鞅不对付的架势,加上怎么都看他不顺眼、又合乎情理挑刺的行为,真不愧是命中注定“梁子结大了”
的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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