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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
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
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开国防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
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
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
[2]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
[3]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
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农工商经济,征战本非所长,[4]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满清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
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倘若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疋,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
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
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寡不敌众,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
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
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
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
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都在四大贝勒之列,权势颇大,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
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
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
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
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
[5]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
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
袁崇焕于十月廿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
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
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
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
[6]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
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
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
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疲兵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
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
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
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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