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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应当由户部(财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祯年间,除了每年应收的钱粮赋税之外,还加派“辽饷”
(指定用于对付满清的军费)、“练饷”
(指定用于练兵),两项军费的加派在崇祯末年每年超过二千余万两。
在崇祯初年,当会少一些,但也不至于对锦州、宁远的国防部队欠饷达四个月之久。
锦宁前线是当时最重要吃紧的国防要地,别的地方可以欠饷,锦宁前线万万不能欠。
公家库房没有钱,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却多得很,紧急关头,向皇帝暂借私房钱,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但崇祯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
据《明季北略·卷五》载,当李自成在山海关外打了败仗而匆匆逃离北京之时,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
这样大笔银两,借出来发清欠饷,何乐而不为?士气大振之余,还可进而克复辽东,同时赈济灾民,减弱“流寇”
的力量。
把几千万、几万万银两积在内库之中,不知又有什么好处?宁远兵变索饷,后来以七万两银子解决,可见发清欠饷,并不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
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五百两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锭只有十两,一共也有接近四亿两的巨款。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
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
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
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
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
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
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
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
的地位。
这是自居为明朝藩属,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
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3]
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
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
。
[4]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不是中国的敌手,中国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满族的经济力量很薄弱,不产棉花,不会纺织,衣料不能自给,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
[5]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其实谦卑到了极点。
[6]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
,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
[7]天启是昏庸胡涂,崇祯却是昏庸傲狠。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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