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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薛宝钗的维护捍卫
前述林黛玉行酒令时用了对于女儿们来说不宜阅读的戏曲文词,宝钗当时没有说什么,以照顾黛玉的面子;事后个别与之谈话,进行教育,也是用一种容易使别人接受的方式。
宝钗讲的一大段话,其主要精神实已在我国流行了几千年。
她说: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
(说明她并非生而知规矩,守准则,不越雷池一步的。
这有利于缩小与黛玉的距离。
)……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
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
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
,无所不有。
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
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
这种狭窄的读书有禁区的观念令人喟叹。
宝钗说,“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说得好可怕。
杂书主要是指文艺类书,文艺必然反映人情人望苦闷牢骚,此其一。
文艺即使打着教化旗号,也不能只讲一面理,表现生活较为立体,接受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你控制不住接受过程,此其二。
杂书说话随便、自由,不可能事事作评析作结论一味灌输,给了读者一点自行体会解读的空间,此其三。
主义、教条主义、极端信仰主义……都会觉得文艺类杂书危险有害。
从杂书之害干脆说到识字之害,宝钗说,男人读书没有去辅国治民,“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
。
宝钗的价值观一直发展到愚民政策,她的话直如已经掌握了权力,身在朝廷,精通至少是倾心于或应该说是狂热于御民之术,可见这样的观念已经何等深入人心与源远流长。
从宝钗的理论我们甚至于可以想到历史上的“文革”
,“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
,已经大规模重现在例如1966年的中国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黛玉对此基本上心服口服,她借一个不相干的话茬,指桑“敬”
槐地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
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
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
黛玉屡屡表现过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不感兴趣与无所知无所上心,她主要也只是任性任情率真钟情天真无知(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罢了,不等于她敢于向主流观念挑战。
谈起这一类话题,她先是飞红了脸,接着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与求饶。
封建的主流观念是太强大了。
黛玉的悲剧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至今有人喜欢上纲上线地评价她——也有更实际的原因,尤其是家境、父母双亡、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不好一概而论,不好以林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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