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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
更为根本。
顺着这个思路,姚广孝亦是说道:“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此语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体,未尝不与圣人同,却是靠他不得,盖未经锻炼,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不妨说‘工夫所至,即为本体’,尽心而得本体,有违先儒之论。”
….
破题的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
既然反方辩手始终强调尽心而得本体的宋儒观点,那就去先秦儒家的理论上找依据。
反正理论体系上,肯定是古代圣人的观点,更加有权威性。
而在宋儒这里,是强调有心体或性体之类的一先天本体,然后经由工夫,复其本体。
正方辩手们,就强调先尽心工夫,工夫精熟,心体流行自然条理分明,此为性体或者说本体的根本,在这个逻辑框架下,本体不再是一先天本体,而是工夫所至,心的一种良好状态或属性。
“不然!”
杨士奇固执道:“人生时浩然之气,被那气质混浊颓塌之气所遮掩,这浩然之气,乃是工夫后养得。”
解缙笑道:“浩然之气本非固有,如何养得?与那昏浊颓塌之气不过是一气罢了,工夫则点铁成金,不是将好气来,换却此气去也。”
杨士奇坚持道:“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
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
这里就是分别从体、用两个方面来论说人心,也是程朱理学对于人心的经典论断。
从本体的一面来讲,认为人心本体、本真的一面如明鉴一般纯净虚明,不染一物,又如衡器(天平)一般公平公正,不著私意;但在发用的一面,则认为人心不能不因“喜怒忧惧”
、“妍媸俯仰”
这些外在情绪表现出随感而应、因物赋形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
实际上,这也是程朱理学心性论与尽心论的根子了。
从理学对人心体用两个方面的阐发不难看出,人心不仅是知觉的主体,且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
朱熹所谓人心不仅能知觉,而且有善恶,也就是“心有善恶,性无不善”
.由于朱熹的人心在发用一面既已体现为善恶两方面的道德属性,因此从尽心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认识就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了,而是心性的道德修养问题。
胡俨亦是说道:“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故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
这里就是说,程朱理学认为人心即便通过“尽心”
的工夫,也并不能穷极事物之理,究其根本就是人心被私欲遮蔽,而私欲对于“尽心”
是有极大危害的,仅会影响和阻碍“尽心”
的进一步推进,也会对修身养性带来直接影响,而朱熹的观点则是人心一旦被私欲所蒙蔽,那么就算想勉强“尽心”
,也很难做到.换言之,“尽心”
不是一个靠自身努力所能完全达成的认识过程,阻碍认识活动难以继续推进的非是人自身之知识能力缺乏的问题,而是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也就是人欲的问题。
….
实际上,双方激烈争论的观点,始终都是基于不同本体论派生出的心性论。
而宋儒以朱熹为代表的尽心论,正是其分别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反映,根本上是理气二元在心性论上的反映。
正方既然主张物质一元论,那么自然反对有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别,认为浩然之气与昏浊颓塌之气总是一气,养得好则昏浊颓塌之气变而为浩然之气,养不好则浩然之气变而为昏浊颓塌之气。
所以,根子上这些心性论派生的说法,还是本体论上的争端。
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本体论可以用细胞学来实证,心性论却不能,所以驳不倒反方。
姜星火静静地听着他们的争吵。
一场太学之会,眼见着就从上午,来到了中午。
明日高悬。
姜星火方才开口。
“所以,诸位都认为,尽心难以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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