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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棣不在乎这些。
在朱棣看来,这些建文朝遗留下来的官员,隔一个宰一个,剩下的肯定也有不少说过他坏话,视他为弑君篡位的逆贼的。
而且姜星火如果打算继续借着京察的尾巴来革新吏治,那么对于朱棣来说也是好事,杀一杀这些洪武-建文旧臣,再换上来一些自己人,又不用自己出面,何乐而不为呢?
“那国师以为,经过这番京察,发现庙堂上的风气积弊是什么呢?”
“人有痼疾,医生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才能以砭石医之,转赢弱为健硕,庙堂有疾病,自然也是这个道理,姜某看来,吏治不行的风气,主要在于八弊。”
“其一,执法不公。”
“自通变之说兴,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求解。
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一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
讵为张汤轻重其心,实有州犁高下之手。”
….
“其二,贪赃枉法。”
“名节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坏者也。
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
名之所在,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甚则名与实兼违;利之所在,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甚则实与名兼用之。
进身者以贿为礼,鬻官者以货准才。”
“其三,繁文缛节其四,嫁祸争妒.其五,推诿误事.其六,党伐掣肘.其七,因循塞责.其八,浮言议论。
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
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
事应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
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非,而听者不胜其眩。”
这八点,可谓是办公室政治的精华所在,所谓半部《首相》治天下,用的也是这些招数。
第一阶段,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姚广孝补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却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积之甚久、受之甚深,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经济造血容易,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点点头,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风气这种事情,说严重也不严重,拖着也死不了,但你要说不严重,那也不对,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现在一切都有可为。
“国师的‘剔蠢厘奸之术’,不妨说说吧。”
指出问题谁都会,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
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统的方案,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
“革新吏治,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
“天下大事,谋可在于众,而断在于独。
汉臣申公曾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便是这个道理。”
“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便如考成法、京察,即便陛下力主,依旧意见横出、谗言纷飞,难寻其源头,也让听者不胜其眩,议论纷纷,如何成功?”
“欲成一事,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何必让众人扰攘?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动摇。”
….
“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则信而任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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