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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从1931年9月到1950年2月,陈婉萍与姜培生相识十九年,结婚十三载。
她陪着他一步一步从国军的小连长升为中将军长,再到最后一败涂地。
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天津,再由天津前往北平,婉萍前后搬家六次,每次都是与一些人的永别,她们中有娇嗔的富家小姐,热情善良的馄饨小贩,落魄坚毅的西北军遗孀,要强耿直的东北军太太,还有八面玲珑的司令夫人。
这些女人们是动荡年代的另一面,是枪炮战场之外的身影,是恢宏历史中的沉默者,更是那个飘摇腐败黑暗民国的目击者。
如果她们可以开口,这个故事与那些浸泡着鲜血的故事一样值得被倾听。
第一章来自成都的挂号信
1950年2月9日是农历小年,也是贝满女中本学期的最后一天。
英文教师陈婉萍正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布置寒假作业,忽然教室门被推开了,来人是学校的党委书记陈瑛。
“陈老师,你出来一下,让同学们先自己看会儿书。”
陈瑛说。
“好的呀,”
陈婉萍说国文时带着稍显浓重的南方口音,她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白灰从教室里出来。
陈瑛见她出来后把教室门关上,轻声说:“婉萍,刚收到一封给你的挂号信。”
“表姐,会不会是弄错了?”
陈婉萍有些惊诧:“谁会给我写信呢?”
“从成都静安医院寄来的。”
陈瑛边说,边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写着“贝满女中陈婉萍老师收”
,熟悉的字迹让陈婉萍一瞬间感到晕眩,她伸手扶住墙壁,眼泪瞬间便滚落下来。
人们常说,好看的字总是相似的,丑字却丑得千奇百怪。
写信人的字迹凭良心说算不得非常丑,只是普普通通的不好看,字偏大笨重,横线还往右上角微微歪斜,看得人十分别扭,但也正是这点儿特色,让陈婉萍一眼就认出来写信的人是她丈夫,国民党某军中将军长姜培生。
说是某军,因为陈婉萍也不知道姜培生后来所属部队的番号,1948年4月他们在天津分离时对方还只是少将师长,此后也只匆匆忙忙地通过几个电话,1949年1月1日之后更是再没有任何消息,连知晓姜培生升了军长还是在三个月前,表姐陈瑛得来的消息说西南的国民党大败,被俘虏的高级军官里有一个中将军长叫姜培生。
眼泪落在信封上一下就湿了墨蓝色的钢笔笔迹,婉萍连忙扬起脸以防泪水再往下掉,用袖口小心都擦了擦信封,立在旁边的陈瑛忙从口袋拿出手绢帮忙擦着眼泪。
“怎么哭起来了?”
陈瑛关切地问。
“是培生,写信的是培生。”
婉萍的声音抖得厉害。
陈瑛将她搂进怀中,轻拍着后背说:“我们婉萍明明坚强又聪明,可一遇上姜培生就变得笑也容易,哭也容易,喜怒哀乐都绕着他。”
“都怪姜培生不好,他总做蠢事,惹我伤心难受。”
陈婉萍深吸口气才勉强稳住情绪,嘴里嘟哝着埋怨的话,手上却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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