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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德国亲眼见证过法西斯的暴行,据说西班牙那边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朗哥政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前政府支持者,学校又回到了天主教会手里。
夏天,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很快成为了威尔士步枪营的一员。
因为参加过军官训练营,加入之后他就获得了中尉军衔。
步枪营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争取到二十四小时周末探访母亲的许可。
如果首相马上宣战的话,他将是第一批的参战人员。
星期天,吃过早饭,比利·威廉姆斯就来到努特利街的艾瑟尔家。
劳埃德和伯尼坐在收音机旁边,餐桌上摊开着一份报纸,艾瑟尔弄了条猪腿准备午饭。
看到穿着制服的劳埃德,比利舅舅的眼眶润湿了。
“我只是想起了大卫,”
他说,“如果从西班牙回来的话,他也会应召入伍。”
劳埃德一直没告诉比利,大卫死亡的真相。
他假装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只知道大卫死在贝尔希特的战役中,并被安葬在了那里。
比利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知道战地上的尸体都是如何处理的,这也许增加了他的哀伤。
他最大的愿望是等西班牙摆脱法西斯统治以后,到贝尔希特去一次,向为正义而战、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儿子致敬。
莱尼·格里菲斯也未能从西班牙回来。
没人知道他安葬在哪。
他或许还在佛朗哥的哪个战俘营里呢。
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张伯伦首相前一天晚上在议会里的讲话,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永远预料不到之后会发生什么龌龊事。”
比利说。
“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报道那些事,”
劳埃德说,“他们总想让报道听上去令人信服。”
比利和劳埃德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劳埃德是青年部的代表。
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他设法取得了在剑桥大学复读的资格。
结束学业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工党集会上演讲,告诉人们本国和法西斯为友的现政权是如何背叛西班牙民选政府的。
这些演讲没有任何用处——毕竟佛朗哥的叛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劳埃德却借此成了名人,甚至被左翼青年视为英雄——顺利地进入了工党的全国委员会。
劳埃德和比利舅舅作为工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员都参加了前一天晚上的工党高层会议。
他们知道张伯伦屈服于内阁的压力,对希特勒下了最后通牒。
现在他们如坐针毡,观望着局势的下一步进展。
就他们所知,希特勒至今还没有给出回应。
劳埃德想起了妈妈的朋友茉黛和茉黛在柏林的家人。
他琢磨着,茉黛的两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十八岁和十九岁。
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坐在收音机前等待着德国和英国会不会开战的消息。
十点钟时,劳埃德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走进厨房。
她今年十九岁,嫁给了诺米的哥哥皮革批发商亚伯。
米莉在一个高档服饰店做营业员,收入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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