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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则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
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
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
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制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
明初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那是由于其起兵之初,还没有攘斥胡元的力量,而只是要在南方觅一根据地,那么自濠州分离别为一军而渡江,自莫便于集庆(元集庆路)。
太祖的取天下,其兵力,用于攘斥胡元者实少,用于戡定下流之张士诚、上流之陈友谅者转多。
胡元遁走以后,南方之基础已固,又何烦于迁都?论者或谓明之国威,以永乐时为最盛,实由成祖迁都北平使然,此亦不考史实之谈,论其实,则永乐时之边防,实较洪武时为促。
明初,北方要塞,本在开平(今多伦),自成祖以大宁畀兀良哈而开平卫挚孤,宣宗乃移之于独石,自此宣、大遂成极边。
明初胡元虽退出北平,然仍占据漠南北,为中国计,欲图一劳永逸,必如汉世发兵绝漠,深入穷追,然度漠之事,太祖时有之,成祖时则未之闻。
其后有也先之难、俺答之患,中国何尝不都北平?
自中国历代兵争之成败观之,似乎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故论建都之地者,多谓北胜于南。
而同一北方,则又谓西胜于东,汴梁不如洛阳,洛阳不如长安,此皆以成败之原因,一断之于军事,而言军事之成败,则又一断之于地理形势,殊为失实。
且有黄梨洲所见能与众不同,他在《明夷待访录》上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故不能与之争胜。
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
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千金之子,仓库匮箧,必身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弗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欤?”
他知道天下之“重”
,在财力,在文化,而不单在兵事,其识可谓胜人一筹。
古人言治,首重风化。
欲善风俗,必有其示范之地,以理以势言之,自以首都为最便,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
昔时论建都者,多注重于政治军事,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有之者,则唯汉之翼奉、唐之朱朴、宋之陈亮。
翼奉当汉元帝时,他对元帝说:文帝称为汉之贤君,亦以其时长安的规模,尚未奢广,故能成节俭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
,他主张迁都成周,重定制度,“与天下更始”
。
朱朴,当唐朱亦说“文物资货,奢侈僭伪已极”
,非迁都不可。
陈亮当宋高宗时,上书说:“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间,人物繁盛,固已甲于东南;而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一以讲礼乐于其中,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干戈之余,而钱塘遂为乐国矣。”
窥其意,宴安鸩毒,实为不能恢复的大原因。
三家之言,皆可谓深切著明,而陈亮之言,实尤为沉痛。
有谋国之责者,倘不视为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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